《光明日报》“国学”版最近整版刊登了方勇教授的《“新子学”构想》一文，文章写得不错，很有内涵分量，有独到之处。

　　对这篇文章，结合王锺陵教授刚才的讲话，我想谈谈我的几点想法。

　　首先，由我所了解的，方勇教授带领一群弟子，这些年似乎在设法构建一个体系，即由庄子学迈向诸子学，再由诸子学迈向“新子学”，从而努力建立起一个具有时代特色的子学学术体系。现在发表的文章，显然是这种设想体系的一个具体实施，并经过了与《光明日报》编辑的沟通，从而提出了“新子学”的口号。我个人认为，“新子学”这个设想非常有意思，至少在当今的学术界，是个大胆的突破，它将在历代子学研究的基础上，迈向新的历史台阶。

　　谈到“新子学”，马上会使人联想到“新儒学”。“新儒学”的“新”是什么含义？它同“新子学”的“新”有何区别？二者之间是否有内在联系？进一步说，儒学和子学在大范畴内应该都属于国学，那么有没有“新国学”的提法？如果有，这个“新国学”应该是什么样的？不管是儒学、子学或国学，我们加上一个“新”字，其根本的含义究竟是什么？似乎很值得探讨。

　　所谓子学，应该就是对诸子的研究。我们今天21世纪的子学，恐怕与两汉、魏晋、乃至明清时代的子学有所不同。这个不同，应该是指一种新的含义或概念。但这种不同与历史的子学又不应该完全对立，而是在历史的子学基础上作新的阐释，赋予新的理解，或者说，我们今天时代的子学应该在历史的子学基础上，作推进和开掘，至于如何推进和开掘，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思考。

　　除此之外，西方学术应该也有子学，即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子学也有研究，西方学者对于子学的研究，当然与我们中国学者有对立的地方，但是否也有可以吸取或借鉴的地方？由此，我们所说的“新子学”，这个“新”字是否应该也有这样一种含义，即在与西方作对照比较或对话的时候，把西方有利于我们对子学继承和发扬的地方吸收过来，赋予其新的含义。这也是我们今天需要考虑的。西方固然有排斥东方的地方，但目前情况又有所变化，新儒学某种程度上即是西方对于东方学术的一种看重。王锺陵教授即将问世的专著《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史》，谈到了许多东西交融的内容，中国受西方的影响，借鉴了西方的东西，改造了自己的传统，这是西学东渐，但其实还有东学西渐，西方许多大家，包括歌德、伏尔泰、托尔斯泰，他们对中国的学问也非常有兴趣，他们的学问中有不少借鉴和学习东方中国的东西。

　　总之，我认为，“新子学”这个设想非常好，也是可行的，问题在于怎么在“新”字上做文章，真正打出“新子学”的旗号，开创21世纪子学研究的新天地。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复旦大学中文系）